整理：姚春霞、何川

老图书馆的日子

1977年，学校将老图书馆一层全部拨给了“748工程”项目组（计算机所前身），到1989年因发展的需要搬迁到印刷大楼。老图书馆一层原来是整个打通的大厅，后来将整个大厅隔成了多个房间，最南面的是计算机机房、最北面的是会议室和复印室，正对着大门的是传达室，传达室有专人值班记录考勤、登记来访人员等，还有一间暗房用来冲洗底片，中间是若干个办公室。

会议室比较小，只能坐10多个人，开全体会议的时候，会议室里装不下，大家就只能站在会议室外的楼道里听。

最初研制原理性样机时，开发条件很艰苦，只有一台计算机，大家排班轮流共用。那时候计算机的输入输出还是用的纸带，软件开发人员每天提着一桶穿好孔的程序纸带在小型机上输入调试，没有显示器，打印机有半人高，是天津产的，机器质量也不是很好，打出的程序经常有漏字的现象。

买第一台PC机时，派了两位老师去深圳采购，那时一台PC机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珍贵了！两人怕摔着机器，一路上一人抱主机，一人抱显示器，就这样抱着回来的。使用计算机，大家都是先在纸上写好程序，然后轮流上机调试程序。当时国产的集成电路质量较差，每次关机、开机都可能会有一些元器件损坏故障，严重影响进度，只好采取不关机的办法，昼夜排班上机。晚上一般都安排男同志上机，白天安排女同志。当时老图书馆的地下积水比较多，冬天办公室里暖气不足，阴冷潮湿，晚上特别冷；夏天的晚上，蚊子特别多。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大家没有一句怨言。

过去计算机的机房都是防静电地板，当有人进出或走动时，地板就会有震动。那时候的机器稳定性比较差，稍微的震动就会造成机器运行不稳、设备打印不完整等问题，所以每当打印的时候，大家都不能进出机房或在机房内走动。当时也没有专门的计算机维修人员，遇到机器出现故障或遇到问题，老师们就自己动手学着修理。

几乎每个人桌上都有个“特别的”笔筒，那是用穿孔带用完的塑料筒芯自己做的。每个筒芯大概3厘米高，直径8厘米。大家将几个塑料筒芯粘起来，在外面贴上好看的纸做成笔筒，好看又实用。

王选老师比我们更“抠门”，经常是一张纸两面用，铅笔总是用到短得实在抓不住才肯罢休。现在档案馆里还收藏有王老师用两面书写的文献手稿纸。

快乐的“中午大会餐”

1989年计算机所搬到印刷大楼的四层以后，离学校食堂比较远。为了节省大家中午去食堂吃饭时间，也为了避免有的人干活忘记食堂饭点、吃不上中饭的情况，研究所就从学校食堂给大家集中订午饭。每天中午食堂的师傅将饭、菜、汤分几个大桶送到楼下，男士们排班轮流下楼抬到四层，女士们则是排班分饭，大家最怕抬的就是汤桶，一不留神可能就会把汤洒出来溅在身上。

每当午餐时间到了，大家拿着自己的饭盒从各自办公室里走出来，互相吆喝着“开饭啦！开饭啦！”，先打了饭菜的就会大声吆喝着，“今天有‘鸡里蹦’（就是鸡丁炒虾仁），快点！”，打了饭后就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边聊边吃，或继续讨论工作问题，或打趣逗乐，气氛欢快愉悦。

考勤老历史

研究所的考勤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老图书馆的时候，那时由传达室的值班人员负责手工记录老师、学生的考勤，有一本专门的考勤册子，在每个人名字后面有上午、下午、晚上的上下班时间，月底时统计汇总。

每个人上班进门的第一件事是跟值班人员打招呼问好，然后说“我来了”，下班的时候也是先打招呼然后说“我走了”，值班人员都会笑眯眯的回应着，然后在考勤册子上记下时间。后来有了打卡机，每月给每人发一张写好名字、编号的卡片，上、下班的时候，把卡片往打卡机里一放，打卡机就自动往卡片上打印出上下班时间。再后来有一段时间采用了网上打卡，最后就是现在的指纹打卡机了。考勤记录的方法先进简便了，但却缺少了最初人工登记考勤时打招呼问好的人情味。

那时加班加点是常态，有时加班干得实在太晚了，就找个大一点的实验桌，稍微趴一会儿，休息一下。有一次还是在老图书馆的时候，几个老师带着学生干了整整一夜，到早上6点左右，王选老师晨练路过办公室看见了，以为大家是赶早来上机，还关切地叮嘱大家不要起这么早、要注意吃早餐。王老师说完就走了，但不一会儿又回来了，给每人买了两袋奶，还用衣服兜着拿回来。当时大家干了一夜，又累又困又饿，但王老师的这一举动使大家心里暖暖的。

王老师随身的一件“宝贝”

计算机所搬到了印刷大楼后，整个四层和五层的一部分区域是研究所的地盘。这时随着研究所的发展，人员规模增长了不少。王选老师每年对研究生、教工的招聘都非常认真，亲自挑选材料，遇到优秀的人员，王老师还会亲自给其导师打电话了解详细情况。

大家都知道，王老师随身携带的一件“宝贝”是一个紫红色的笔记本。一有时间，他喜欢在各个机房、实验室里转，找学生、年轻人谈话。他一边仔细听，一边快速地在他这个的笔记本上记着。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他们求学、获奖、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等各种资料。随便走到一个机位前，王老师都能叫出该员工的名字，说出其特点、专长。每当谈到那些有才华的学生，他就眉飞色舞、兴致勃勃。他总是说，对学生、对年轻人，最重要的是鼓励和帮助他们选择具有挑战性且未来应用前景光明的研究方向和课题，然后再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取得成功。

百花山游记

有一次研究所组织去百花山登山，全所人员乘坐了两辆大车。快到百花山时的山路坡多路陡，弯道也多。一路上，刘秋云老师一直提心吊胆，时不时提醒着司机师傅：“我们的精英分子都在车上，你们一定小心、小心、再小心啊！”。越是担心、害怕的事，越是容易发生！有一段陡坡拐弯的地方，两辆大车行驶距离很近。为了和前车拉开车距，后车司机师傅决定停一下车。但这时坡路上很难刹车，车辆控制不住往后溜。刘老师一下冒出一身冷汗，赶紧坐到司机旁边，协助师傅控制车速。最后，车速终于控制下来，几个小伙子跳下车，迅速捡到几个大石头，塞到车轮底下。这时，大伙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惊无险呀！

半路上中间休息时，王选老师看到路边有卖柿子的，又大又红，非常诱人，便自己掏钱把卖柿子的一大筐柿子全都买下来了，分给大家。

因为路途遥远，路上又耽误了些时间，到了百花山后已经比较晚了，大家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一坐到饭桌旁，看见大盘的野菜，大伙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跟“饿狼”一样，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一盘又一盘饭菜一端上来就被迅速扫光。“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野菜！”刘秋云老师说，“吃完饭后数盘子，有的桌子吃了十一盘野菜！”。

当天夜里，大家都住在山上，有住小木屋的、有住楼房的。从紧张的工作中走出来，大家都格外兴奋。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们半夜里竟然不睡觉，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爬起来捅马蜂窝、踩蚂蚁窝。玩累了也不睡，直接爬到山顶，等着看日出。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数码相机，竟然连一张合影都没有留下来。

“这个责任，我负了”

宋再生老师曾经有个学生患有先天性脑血管畸形，有一次突然脑出血，紧急送往就近的309医院。但在309医院里治疗一段时间无效，病情非常危急。后来打听到天坛医院可以手术治疗，但担心转院路上颠簸影响病情，309医院担心出意外不同意转院。当时学生的亲人不在身边，无人能做主。这时候，宋再生老师站出来说：“作为导师，这个责任，我负了”，说完签字紧急转院。学生转到天坛医院后，迅速实施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手术之后，所里的老师排班到医院轮流照顾学生，一直到他康复出院。

【刘秋云、杨贞一、祁贵珍、白敏珠、王荣花、李沙、李宝荣、唐英敏、刘志红等老师口述，姚春霞、何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