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丛中笑

我从1998年3月到王选老师身边做秘书工作，直到2006年2月13日王老师去世，共8年时间。这8年间，王老师从一位科学家、教育家、企业领导者、社会活动家直到国家领导人，虽然身份发生着变化，却始终保持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平易谦和的待人态度，睿智坦诚的人格魅力，淡然洒脱的处世风格，这点点滴滴汇集起来，就像春天的细雨，浸润、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更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

初次见面

1991年，我在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分配到总参某部工作。1998年3月，我从部队转业，应聘到北大方正，职位是给王选老师当秘书。

在此之前，我已久闻王选老师的英名，他发明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北大方正的缔造者之一，被誉为“当代毕昇”、“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后来进一步得知，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科学院三院院士，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而且刚刚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加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等社会职务，德高望重。为这样一位著名人士做秘书，能否称职？我心里没底儿，忐忑不安。

由于当时王老师正在开两会，上班后，我一直没能见到他。直到有一天，一位学者模样的人急匆匆走进办公室，他60开外，身材中等偏瘦，架副老式眼镜，儒雅睿智，一眼看上去是位典型的大学教授。直觉告诉我，他就是王老师。我一下子紧张地站起来，不知说些什么好。王老师看见我，转身走过来，笑着说：“丛中笑，名字很好听，可是平时叫你小‘虫’小‘虫’的，却成了虫了！”话音一落，我禁不住乐了。王老师是上海人，南方口音c、ch不分，‘丛’发成了‘虫’，这个带有南方口音的玩笑让我紧张的神经一下子释然，很快放松地投入了工作。

时间一长我发现，王老师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待人温文敦厚，透着一股真诚、坦率和信任，跟他接触的人很容易被感染。在方正和研究所，大家都亲切随意地叫他“王老师”，就是后来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老师”这一称谓也没有改变。若听到老同学、老朋友叫自己“主席”，王老师会很认真地说：“别叫主席，就叫我王选。”他最常用的名片，头衔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王选”。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张名片是永恒的。”意思是永远不过时。

高超的领导艺术

2000年10月患病前，王老师身兼多项职务，十分繁忙，几乎每天都超负荷工作。办公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令我应接不暇：内部的请示汇报，外界的会议通知、邀请报告、媒体采访……我都按轻重缓急记录下来，紧急的随时请示，其余的集中在每天早上王老师一上班后进行汇报。只要不外出开会，王老师8点半准时踏进办公室，在工作开始前，他往往留出15分钟时间，处理这些事务。

处理信件是我另一项任务。王老师为了节省时间，教我把每封信打开，信封放在最上面，钉在一起。在信封的左下角标出信的主要内容和提示，并用方框圈起来;信中相应的重要内容用黄色荧光笔画出。这样处理起来一目了然，简便快捷。

安排日程是最为重要的工作，王老师的每一天从早到晚都排得满满当当。他计算时间的单位不是小时，而是分钟，且相当精确：“这个采访给15分钟”，“那个来访8分钟够了”，“通知会议方面，再过5分钟我就到”。

紧张的工作节奏使每一分钟对王老师都变得宝贵异常，他办事追求高效率，好像总在赶时间，走起路来步履如飞，有时我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说话语速很快，你必须调动全身每一根神经跟着他高速运转。王老师是北大数学系科班毕业，对数字的天生敏感、良好的逻辑推理和分析判断能力，使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力。回忆往事，他能具体到年月日甚至某时。向他汇报一件事，他听一遍就记住。向他请示工作，常常我话刚说完，他的决定已经出来了。所以向他汇报，要高度提炼概括，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尽量不说多余的话。

令我感动的是，多年来，王老师无论是前几年的强负荷工作，还是后几年身份地位的提升，对我从未颐指气使，甚至连“你应该”、“你不能”、“你必须”这样的语气都没有用过，更没有冲我发过一次火。分配我做事，从来都是客客气气，充分信任，我做得好，他连说“谢谢”；出现纰漏，也不苛责。我的记性哪及得上王老师，有时说错了一句，他会立即纠正，但可以听出来，那完全是善意的。王老师很会鼓励人，若交办我的工作有难度，他会补充一句：“我知道你会有办法。”任何人听了这句充满信任的话，都会增添极大信心和力量，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

王老师也是这样激励年轻技术骨干的。平时只要一有时间，他绝不在办公室坐着，而是走进机房，和大家聊天。他随手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他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 他的抽屉里有一本花名册，每个员工都附有照片，王老师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还把了解到的他们的在校成绩、得奖情况、个性特长、不足甚至家庭背景写在旁边，如“某某很聪明、能力强、爱玩”，“某某住外婆家（附近）”，“某某40人中排前10名，直、倔、冲”……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不经过深入调查和接触，是很难抓住这些特点的。平时在报刊上看到有启发性的文章，王老师会交我复印或扫描下来，有针对性地发给相关领域的技术骨干学习。

患病后，王老师无法经常到单位，便在家中通过电话向骨干们了解情况，给他们加油鼓劲儿，有位他的博士对我说：“王老师的谈话太有感召力了，每次听完，我都像打了强心剂一样，充满信心和干劲！”

王老师很关心、体贴下属的生活。开始几年，我的孩子还小，他很少让我加班，到了下班时间，无论是在开会还是接受采访，他都不忘叮嘱一句：“小丛，你不用等了，下班吧。”他对许多同事的家庭情况都很熟悉，叫得出他们爱人或孩子的名字。有位同事爱人久病不愈，他热心地介绍大夫;有位骨干的父亲得了和他同样的病，他不但介绍治疗经验，还买了药品送去。

一位曾与王老师共事过三十余年的普通退休职工说过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王老师爱才如命，其实不是才他也爱，他能把庸才变人才。他用真心关爱大家，所以我们人人都爱他。”长久以来，王老师不但用他的行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大家，更用他特有的信任和宽容、鼓励和关怀，培养、锻炼了一批年轻人才。 他能把人的潜力充分挖掘、调动起来，他具有真正高超的领导艺术。

出色的演讲才华

王老师平日并不善言谈，甚至有些内敛，除谈工作外，很少见他与人闲聊。但做报告、致辞和接受媒体采访时，却像换了个人，侃侃而谈，精彩纷呈。早些年，我几乎每天都能接到请王老师做报告的电话，他曾被请进中南海，给李岚清副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做报告；出差在外，当地领导班子都要慕名请他作报告。他给机关和企业干部讲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机遇；给青年学生讲学习方法、价值取向以及道德观念。王老师做报告从来不用讲稿，但案头工作准备充分，报告用的PPT文稿达几十页，并经常让我修改补充。他讲话声音圆润，抑扬顿挫，张弛有度，没有“嗯”“啊”之类的口头禅，也少有啰嗦重复，两个小时的报告，往往一以贯之，一气呵成。他避免说教，注重用实例和事实说话，深入浅出。例如，他下功夫研究苹果公司、IBM、微软等国际著名IT企业的发家史，对王安、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的小故事信手拈来，使枯燥的信息技术报告变得栩栩如生；他把自己的经历概括为八个重要选择，形象地说明人的一生关键只有几步路，在重要关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方式去走，很容易引起共鸣。他幽默风趣，比喻自己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是一个曾经努力奋斗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过了时的科学家。” 他敢于说实话，说真话。谈到鉴定会，他说，“我不愿参加鉴定会，因为有些鉴定会就是庆功会，而我又未必熟悉其涉及的领域，我有点名气，又不太懂得，这就对被鉴定方特别有利。大家说些不丧失原则的话，弄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他对别人称他是“权威”另有说法：“年轻时我是技术上的权威，却被人说成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现在我的创造高峰过去了，却成了权威，我看是把时态弄错了，明明是过去时态，却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未来时态。很多时候所谓院士，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出色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

与王老师合作过的媒体记者也对他把握语言的能力深感佩服。尤其是电视台采访，让王老师说五分钟，他略一沉吟，便侃侃而谈，当大家听得入神之际，他却戛然而止，刚好五分钟过去。

单位开会，大家都爱听王老师讲话。他总结成绩头头是道，说得人心潮澎湃; 指出不足条条在理，还分析出光明前景，讲得你充满希望和干劲，极富鼓动性。

王老师患病后，再也无法长时间做报告了。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后，由于工作需要，出席一些会议并发表讲话时，也尽量不用会议邀请方提供的讲话稿，而是即席演讲，发表独到见解。他讲过如何保护专利，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使用计算机网络，他讲过科学与艺术、科研与体育的关系，他呼吁最多的是自主创新，总结出“中国企业家需具备的七种素质”，多次指出“要有超越外国产品的决心和信心”。这些肺腑之言，经常引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我听过王老师许多次报告和讲话，每次都感觉那么新鲜、吸引人，从中领略到一位科学大师无穷的魅力。

严谨平实的文风

作为一位科学家，王选老师工作作风十分严谨，通过他写文章、改文章，就能充分体现出来。

虽然工作繁忙，王老师却笔耕不辍，一生著述50余万字。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边顽强与病魔搏斗，一边拿起笔，写下了许多珍贵文字。每写完一篇，他便拿给夫人陈堃銶教授，请她做第一读者。陈老师也经常帮他查阅资料，核实情况，提出意见。直到两人都满意方定稿。

拿到王老师的手稿后，我首先输入电脑。王老师握笔的姿势很特别，拇指蜷在食指下，写出的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很好辨认。输入完毕，我反复校对几遍，然后发电子邮件传回给王老师审定。奇怪的是，刚开始时无论我怎么认真校对，王老师却仿佛“火眼金睛”，总能找出输入错误，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认真改正，令我这学中文的自愧不如。这也难怪，当年王老师编写微程序时，经常没有一处差错，依靠的正是这种科学严谨的精神，这就更促使我仔细校对文稿，逐步养成了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

王老师的严谨还体现在对文章内容的精益求精方面。一篇文章写完后，他不是万事大吉、高高挂起，而是还在不停地琢磨、推敲。有时我今天文章刚录入完，第二天他又提出修改意见，直到满意为止。

对于媒体的采访文章，王老师尤其慎重，要求我在记者发稿前一定先修改一遍，然后交他审定。主要看文中术语是否准确、描述是否属实。王老师最忌别人夸大自己的成就。有一篇文章，将王老师主持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描述为“引发了全球范围和出版印刷业一场深刻的变革”，他看后把“全球范围”划掉，改为“中国”。有记者描述“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了我国报业99%的市场”，他将百分比改为90％，并解释说，“虽然那9％也是根据我的发明研制出的产品，但不是方正的”。

王老师的文章，行文平实精炼，没有虚话套话，敢说真话实话。他早期的文章大多围绕科研成果转化、企业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阐述; 后来则站在更高的角度，总结科研成功的因素，呼吁自主技术创新，强调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他总是站在时代的潮头，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运用敏锐的洞察力和朴实厚重的文风，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积极建言献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物。

支持我写《王选的世界》

2000年4月，九三学社编辑出版《院士风采录》一书，约王选老师写一篇自述文章。王老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并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对情况都熟悉了，相信你能写好。再有，多写些文章有利于你将来评职称。”我听后十分感动，没想到王老师替我想得这么周到！其后，他经常鼓励我多动笔。

最令我难忘的，还是王老师不顾病痛，支持我写《王选的世界》这本书。

2002年2月，王选老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3月，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决定组织编写一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传记丛书”，建议由我来写王选老师。

王老师的一生与科教兴国的时代变迁紧紧相连，充满传奇色彩，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其治学和科研思想也颇为深刻独到。为他写这本传记，既要准确地描写王选老师发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以及由此引发的印刷技术革命的前前后后，又要生动刻画他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而目前类似的著作和文章已有一批，如何与之区别开来，写出新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虽然发表过一些文章，但写书还是头一回。我惴惴不安地向王老师请教，没承想他当即表态：“就由你来写，你一定能写好。”又笑着补充：“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助回忆，保证是独家材料。”王老师一贯对别人为他树碑立传的事不积极，这次居然答应下来，我深知，除了信任，更有提携我这个年轻人的意思在里面。

接下的几个月，我把想好的问题连同一支录音笔交给王老师。每隔几天，他就把录好的回忆返还给我。正值盛夏，王老师当时已身患重病，说话费力，录几分钟就要停下来休息，却认真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说起父母、兄姊、同学的趣事，他时常忍不住孩子般地笑起来；“文革”的一段灰暗岁月应该是不堪回首，他却充满宽容，有时甚至自我幽默一下。虚弱的声音，如和风细雨，把我带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

更让我惊喜的是，王老师的夫人陈堃銶教授，这位汉字激光照排大型软件系统的总设计者，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却破例录制了大量回忆，又找出一批老照片给我。所有这些，加上王老师写过的大量文章，为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支持。

秋风送爽时，文稿初成。王老师和陈老师认真审阅、修改了全文，赞许有加。我的心才有了着落。

书出版后，我请王老师和陈老师在书上给我写几句话，他们欣然同意，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文字：“小丛，扎实的文学基础，再加上熟悉情况和辛勤努力，使你写的这本书文笔流畅，具有可读性，从而得到各方的好评。在此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王选，陈堃銶。”这句话极大地鼓励了我，为我日后的写作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我将这本书珍藏起来，成为永久珍贵的纪念。

返璞归真 超越生命

王老师一生获奖无数，他把大部分奖金捐了出来，自己却一如既往地过着简单、俭朴的生活。夏天一身白衫黑裤，冬天一件羊毛衫外罩夹克，为数不多的几套西装只在正式场合穿，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着一条蓝色领带，如果要在办公室会客，他就拿出来系上。

王老师最初在办公室喝水用的是一只普通塑料杯，白底缀着红点，时间长了，红点磨掉，变成了白色。劝他换一只，他不同意，说轻便好用。后来得知这种塑料经开水一烫，会散发有毒物质，才勉强同意换了只普通的青花瓷杯。

王老师不喝茶，喝白开水，因为他睡眠不好，喝了茶更难以入眠。有时也从家里带些西洋参、绞股蓝之类泡了喝，下班前总要喝尽，从不浪费。

王老师把阅后不需保存的文件攒起来“废物利用”，所以他的手稿大多写在废纸背面。王老师在讲科研成果转化时有个知名的比喻叫“顶天立地”，意为“科技顶天、市场立地”，他写起字来也可谓“顶天立地”－－上下左右密密麻麻全写满，几乎不留空白，复印时要缩小2％才能印得下。

寄来的信件，只要信封洁净，王老师也留着备用。一些内部的文件传送，因不必讲究礼数，他就把文件装在这些袋子里，把上面的地址划掉，写上新地址让我送出。受他的影响，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事养成了用废纸、废袋的习惯。

紧张的工作之余，王老师保持着规律的生活节奏。早些年，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步行到北大校园内，在两座绿丘之间的平地上打太极拳，二十多年风雨无阻。进食清淡，烟酒不沾。单位组织春游、秋游，他都尽量挤出时间，兴致勃勃地参加。我至今留有他1998年发给全体员工和学生的信，从正反两方面劝大家注意锻炼身体。他写道：“我发现，凡经常体育锻炼、生活有规律、坚持吃早饭的，体质没有下降，能胜任紧张工作，即使一段时期超负荷工作感到疲劳，也很易恢复。”接下来提醒说：“若不注意体育锻炼，身体承受不了长期比较紧张的工作，则业绩会下降，本人业务能力也不能很快提高，收入也会受到影响。”他还提出了具体措施：筹建健身房、每两周组织一次舞会、周末组织爬山，并建议“应给参加爬山者一点点奖励以示鼓励”。在工作如此繁忙的情况下，王老师自己顾不上休息，想到的却是大家的身体健康。

2000年10月，王老师被确诊患中晚期肺癌，面对残酷无情的宣判，他异常冷静，对战胜病魔充满信心，仅事隔两天，就写下遗嘱， 表示“将尽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到轻度工作的水平，为国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患病的几年间，他仍坚持每天打太极拳、散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乐观态度和坚强毅力，忍受着化疗、放疗以及其他治疗带来的巨大痛苦，一边与病魔顽强搏斗，一边出席公务活动，关心国家的自主创新、单位的发展建设。有的大夫宣布王老师最多能活两年，他却与病魔抗争了五年零四个月，直到最后时刻，还保持着清醒和安宁，创造了生命中又一个奇迹！

每逢别人请王选老师推荐一句格言，他写得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

“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这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也是对我最刻骨铭心的教育和启迪。

 

《秘书工作》，2006年第4期　作者系王选教授生前的秘书，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副研究员